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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棋文化之精神

2019-02-14 03:10:22 PM

  围棋文化之精神的源头即是“道”。胡廷楣写过一篇与金克木先生谈围棋的

文章,题为《语言不能说尽的》。金先生认为,中国人将棋和音乐、书法、诗歌相提并论,因为这四样都是能陶冶人性格的艺术。西方人对东方的艺术,是不能欣赏的,也是学不会的。例如中国的山水画,水墨画,当然也包括中国的围棋。

       中国人研究“道”,而西方人讲究“术”。西方人下棋,可以达到日本和韩国的水平,但是不能学到中国的棋。围棋的艺术在中国的文化中被浸泡了数千年,在很多的地方,己经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之一。中国围棋追求化神奇为平易,强调在人的语言意识之外的另一种东西的存在,所谓“只可意会,不可言传”,甚至像九方皋相马,只抓到了马的“精神”之所在,不注重“外形”,连马的毛色都弄

错了,却相中了真正的千里马,这一切,恰恰是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。金克木

认为围棋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之一,为什么西方人无法学中国的围棋呢?就因为中国的围棋具有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,具有深邃的中国哲学内涵,“围棋之道”与

“道”相通,西方人不具备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背景,也就无法领会中国围棋的

神髓。

       围棋文化之精神表现为对某种精神境界的追求,为个体提供某种精神安顿的所在,其在社会层面的确立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。“无论从围棋的普及程度,还是棋艺的水平来看,真正称得上中国围棋史上的高峰,当数魏晋时期。魏晋时期,随着玄学清谈时尚的风靡天下和玄学‘得意忘言’思想方法的普遍采用,士人们以体道得玄为己任,而作为末技小道的‘弃’——围棋,也被当成了‘道’的载体和‘玄’之所在,因而获得了其发展的强大动力,迅速的走向繁荣和兴盛。”魏晋时期崇尚玄学,士人以体道得玄为己任。蔡洪在《围棋赋》中认为围棋:“秉二仪之机要,握众巧之至权。若八卦之初兆,遂消息乎天文……远求近取,予以一贯。”列建安七子的王粲在《围棋赋序》中说:“清宁体能,稽漠玄神,围棋是也。”


       围棋被看作“道”的载体和“玄”之所在,围棋成为“魏晋风流”的一个象征,成为士人身份的标志性符号和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士人把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融合到围棋中,称围棋为“坐隐”、“手谈”、“忘忧”、“烂柯”,体现了士人的精神追求,丰富了围棋的思想文化内涵。

       “坐隐”出自东晋名士王坦之。王坦之官居北中郎将,世称王中郎。他对围

棋情有独钟,据《世说新语》载,王坦之守丧时有客来访,其竟置礼教于不顾,而与客对弃。王坦之以为弃者运神凝思时专心致志,对世间万事不闻不问,犹如隐居,故称围棋为“坐隐”。


       “手谈”出自东晋高僧支道林。《世说新语》云:“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,支公以围棋为手谈”。支公名遁,字道林,少时聪颖好佛,二十五岁出家,善结交名流,清谈玄义,别出心裁。支道林称围棋为“手谈”,与士人之“清谈”关系密切,两晋名士好清谈,以老、庄、易“三玄”为谈资,史称“正始之音”,支道林通佛老,好围棋,他认为围棋对弈中同样存在“玄思”的交流和对“玄”之体验,堪比“清谈”,故称围棋为“手谈”。


        “忘忧”出自东晋名士祖纳。祖纳之弟即历史上有名的闻鸡起舞、击揖中流的壮士祖逖。祖逛素有大志,但在北伐中因孤立无援而失败。祖纳对弟弟的失败十分痛心,终日弃棋。朋友王隐劝他珍惜光阴,祖纳答道:“聊用忘忧耳”。王隐进一步劝说:“故君子疾没世而无闻。《易》称自强不息,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迹,何必博弈而后忘忧哉!”纳喟然叹曰:“非不悦子之道,力不足也。”“忘忧”之说凸显了围棋精神安顿的功用。


       “烂柯”出自“王质观棋烂柯”的传说。南朝梁任防《述异记》载:“信安郡石室山,晋时樵者王质,伐木入山,见二童子下棋,与质一物,如麥核,食之不觉饥,以所持斧置坐而观,局未终,童子指谓之曰:‘汝斧烂柯矣!’质归故里,已及百岁,无复当时之人。”信安郡在今浙江衢州,石室山则因为这一美丽的传说被人们称为烂柯山了。“烂柯”一说凸显了围棋的仙家气质。


      《梨轩漫衍》说:“围棋初非人间事……仙家养性乐道之具也”,围棋的这一别称体现了士人对精神境界的追求。围棋的这些别称均出自魏晋时期不是偶然的巧合。“坐隐”、“手谈”、“忘忧”、“烂柯”,折射了魏晋人的围棋观,同时也折射了这个时代人们的人生观与价值观。就围棋之道蕴含着的幽玄高远的境界来说,与魏晋士人们着力追求的高风逸韵甚相契合。魏晋人物是能够理解围棋之文化精神的,围棋成为他们追求某种精神境界,实现自我超越的有效形式。而围棋的这些别称能流传千年至今,表明了后人对魏晋围棋文化的认同与向往。